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

这话不假。三日后，当我们把章程抄在军器监的照壁上时，果然炸了锅。一个独臂老兵拄着铁拐冲上来，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：“老子当年在钓鱼城丢了条胳膊，才把这些厂子从元军手里抢回来，凭啥要让给工人？”身后立刻围上来十几个老兵，有的缺了耳朵，有的断了腿，都是当年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弟兄。

“张老哥，”我认得他，当年他是我的亲卫，在襄阳城下替我挡过一箭，“您看这账。”我取过算盘，噼啪打起来，“军器监去年赚了五千两，按章程，军队能分一千两，够您和弟兄们每人添两身新衣裳，再给家里捎点银子。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闹僵了停工，一分钱都没有。”他愣住了，独眼里的红血丝慢慢退了些，却还是梗着脖子：“可……可这是军产啊。”

“天下都是百姓的，何况几个厂子？”李砚娘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手里捧着当年的伤兵名册，“您儿子在信丰灯泡厂当工匠，按章程，他也能分红，这不比您每月从军中领那点饷银强？”张老哥的嘴唇动了动，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，铁拐“当啷”掉在地上：“俺那娃……俺那娃是说过厂里要分红，俺还骂他痴心妄想……”

工人那边也起了波澜。一个年轻工匠举着锤子喊：“厂长天天啥也不干，凭啥跟我们分一样的？”旁边立刻有人附和，说要把厂长的股份匀给大家。我让李忠把去年的账册搬来，摊在地上：“去年厂长跑遍江南订了三百个灯泡的单子，才让大家有活干，他拿的是经营的钱，你们拿的是手艺的钱，都该得。”那工匠盯着账册上“厂长跑坏三双鞋”的记录，脸慢慢红了，把锤子收了回去。

最难办的是各地工坊的资产评估。信丰炼铁厂的老炉工说熔炉是他当年亲手砌的，该算工人的；驻守的百户却说地皮是军队划的，该归军产。我们只好请法院的人带着尺子、秤子去丈量，熔炉按工匠的工时算，地皮按军队的屯田册算，连墙上的茅草都按“军队割的草”“工人编的绳”分开计价。有回算到半夜，一个老账房先生突然哭了：“活了六十年，从没算过这么细的账！”

整整一个月，我们才算清了全国三百六十二处工坊的资产。光是账本就堆了半间屋，有的纸页上沾着工匠的汗渍，有的印着士兵的血痕——都是这些年闹纠纷时留下的。当我们把最后一本账册封存时，政法院首席长老摸着账册上的封条，突然叹道：“以前总说‘法平如水’，如今才算真懂了，水得一滴一滴分匀了，才叫平。”

我望着纸上的“10%”，突然想起三十年前在临安府衙，文天祥捧着《资治通鉴》说的“利不可独”。那时刚破元军大营，库房里的金银堆积如山，我让士兵们分了三成给百姓，剩下的全投了工坊。“股份可以要，”我在“刘家”二字旁画了个圈，圈里写“专款专用”，“但这一成收益，一半给理工学院当奖学金，奖那些会算算术、懂机器的学生；一半给各地工坊做革新经费，谁能造出更好的机器，就给谁拨款。”

法政院首席长老立刻从袖中取出律法条文，铁尺在“私产保护”那页敲了敲：“大统帅放心，这就立下文书，刘家股份的收益用途，由法院监督执行，每年三月张榜公示，让百姓们都看着。”他的笔尖在纸上疾走，墨痕透过纸背，“还要写明，所有工坊需按‘同股同权’议事，每月初一开股东大会，每股一票，厂长由股东们共同推举，任期三年，干得不好，随时能换。”

夕阳漫过案头时，九位长老已拟好《工坊股份制章程》，共十二条，条条都写得明白。我在末尾落下“刘云”二字，笔尖的炭灰落在纸上，像颗微小的星。首席长老捧着章程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：“对了，各地按您当年的法子，早改了税制。商税只收一成，农税三年一调，收多少、怎么用，都得张榜公示。连漠北的牧民都知道‘按亩缴粮，按利缴税’，去年漠北都护府还送来账本，说商税比十年前涨了五倍。”他指着账册上的“商税入库”栏，那里的数字用朱砂写着，比三十年前涨了十倍，“这都是托您的福啊。”

军器监外传来玄鸟的鸣叫声，是阿黎带着女兵送晚饭来了。粗瓷碗里的糙米饭冒着热气，配着咸菜和咸鱼——还是当年军队里的伙食，首席长老却吃得格外香，筷子夹着咸鱼说：“比宫里的山珍海味合口。”我望着他沾着米粒的胡须，突然想起三十年前那个雪夜，我们在应天府衙分食一碗热粥，他当时冻得发抖，却说：“等天下太平了，要让百姓天天有粥喝，顿顿有咸菜。”